2008-06-05 13:41 来源：中国广播网 打印本页 关闭
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世纪末这70年，是我经历的连接上下五代人的时代，也是世界发展进步最快、中国社会激烈变革的时代。
我写这70年既不是家史，也不是自传，只是以自己成长的经历为主线，结合各时期形势的发展随想随写，力图将这70年经历的事情写清楚，使后人了解在近代我们这个家庭（家族）的重要变化。
世界事物复杂而多变，一个人无论在任何角度都无法概括全貌，只能从个人的观点和视角记载所见所闻，而且仅限于家族和家庭。
70年来世界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原子弹爆炸，卫星上天，社会主义制度兴起。在中国此前10年（1921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此前20年（1911年）爆发了推翻最后一个王朝――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1931年“9·
我出生于1931年
我们张家从19世纪初“出关”以来，经过老一辈创业者的奋斗，从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初，曾经历过两代人大约50年左右的辉煌，即依靠劳动力强壮，和“当家人”精明，大量垦荒种地，开发工商贸易，家业兴旺。辛亥革命以后时局动荡，土匪猖獗，家庭主要成员各揣心腹，经过两次分家，一次是“选”字辈，一次是“殿”字辈，逐渐破落下来。
我出生时曾祖（创业的一代）已经去世，祖父50岁，基本不识字，年轻时经营家业掌管粉坊并兼粉匠，早年患关节风湿症，不到50岁即已失去劳动能力。祖母在我出生前六年病逝，祖父鳏居。祖父有位哥哥，我叫三爷，英年早逝，留下三个女儿由祖父抚养成人，出嫁后同我们来往频繁。祖父有三个儿子（即父亲和叔叔，另一位幼年夭折）一个女儿，未待出嫁病逝。
分家时因为我们这股是长枝、故仍住在原来的院子里，房前屋后的土地都归我们，所以到我记事的时候还清晰可见当年的高围墙，双层炮台，大院套，大场院，宽大而明亮的住宅和饲养牛马、停放大车及长工食宿的房舍和用具，以及主房内油漆彩绘的板壁和精雕细刻的八仙桌椅、使奴唤婢的情形，都可以从各种遗物中反映出来。尽管家庭在破落之中，尚雇有厨师、勤杂和保姆，做饭、提水、抱柴、洗衣、清扫房间无须主人动手。
祖父在同代弟兄中排行老七，年轻时就热心公众事业，乐于助人，打抱不平，他的侠义性格和雄辩口才颇受村人好评和族中晚辈尊敬，威望很高，在他70岁的时候，家里常集聚许多人，请他拿主意，他是族人的中心，也是村中的主帅，是那个时代的英雄豪杰，是村里各种大事的决策者。
这时由于祖父不能劳动，父亲在县城做“买卖”，家庭已是农村的非农户，车马全挑，所乘土地租给别人耕种，以收取地租和父亲的薪金生活。
父亲名叫张占玉，字荆山，是祖父的长子，我出生时他25岁，父亲虽然出生农家，但身体较弱。幼年不知在什么人的主张下外出读书（本地无学校），直念到高等（大约七、八年），然后进县城由关里人开办的新兴的商号（百货店）学徒。由于有文化、人聪明、肯吃苦，十几年间由学徒而“劳金”，“账桌先生”（会计）至二掌柜。由于致力于事业，很少顾及家庭，据说每年只回家住十天半月，母亲陪伴爷爷，领着小叔和我住在房屋十几间的大院子里，早上看麻雀在房檐吵闹，晚上听乌鸦在树枝间聒噪，虽有佣人伺候，也难耐空旷和寂寞，况且经常有土匪惊忧，兵痞敲诈，不到30岁的母亲心中有苦难言，心情低沉，惊吓和忧愁，思想亲人日久成疾，在我不满六岁的时候患“痨病”辞世。母亲去世的确切时间和病中情形，父亲从未向我提过，我只记得那是1937年夏秋之交的事。从此我的家庭就只有四条“光棍”――祖父、父亲、叔叔和我。
母亲王氏出身在我家东边二十里左右的五里坨子村的一门大户人家，舅舅叫王志远、王志芳，都是庄稼人，还有大姨和老姨，母亲是二姑娘，姥爷身世不清楚，没有任何回忆。母亲高挑身材，端庄贤淑，性格极好，对我百般的疼爱，做错事也不责备。可惜在我朦胧之中她竟离我而去，留的印象太少。
我们这个四条光棍的家庭，根本不住在一起，祖父在城里同村邻打“官司”，父亲和叔叔分住县城和长春岭“买卖家”，我被寄养在刘姑奶家，一年到头爷几个也难团聚一次。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二年，我8岁时（1939年）继母过门，这是一位善良的女性，她给我们带来了温暖和幸福，也带来了欢乐和财富，因为她的娘家陪送了大量衣物、首饰和生活用品。以前我家因打“官司”，为母亲治病卖房地卖浮产，宅内已经空空，只剩下赖以糊口的房前屋后几垧“烟火地”了。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是落后的，封闭的，愚昧的，大多数地区特别是中国北方仍沿袭二千年前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开荒种地、打渔狩猎、马拉犁、人撒种，广种薄收，靠天吃饭，居住房舍全是土打墙，泥抺房，糊窗纸，南北炕；用具是辘轳把井，大铁锅，土灶门，板柜躺箱；男女穿着基本是自织自染，颜色青、灰，抿裆裤，大襟袄，狗皮帽头，大布衫，疙瘩髻，榆树皮水当头油，民装小脚半尺长，走起路来颤悠悠。吃食主要是小米、高梁米，包米粥，农忙时大户人家吃粘豆包，小户人家过年吃炖面食，大米基本见不到（北方不种水稻），过年时大户人家杀猪，小户人家买几斤肉，平常是看不到荤腥，鸡蛋酱算是奢侈；出门走亲访友，女人回娘家，学生上学全是步行，迎娶新娘和卖粮卖柴才套上拉庄稼的大铁车，疙里疙瘩的路面走起来比步行还慢。
农村没有商品意识，小户人家一年到头见不着钱，除了自劳自食以外，所需农产品以外的生活用品，仍是保留着古老的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我九岁（1940年）第一次进县城坐的就是大铁车，整整走了一天。城里也是黄土路，什么车都让走，满街马粪牛粪。正街两旁大致都是灰砖房，高门脸挑布幌的是杂货铺，挂彩色纸幌的是饭馆，挂罗圈或花蒌的是大车店和小旅馆。城里只有两处二层楼，即县公署和警察局，街上没有电灯，也没有电话，大买卖家或阔人家有留声机，在街时常可以听见放送歌曲。县城的原始功能是农副产品集散地，商品社会以后是产品交换场地，再后来有了机关、学校、固定的商业网点，就形成了附近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个时代正由原始向现代过渡，县城里刚建成用机器磨面的“火磨”和用柴油机发电只供机关照明的电灯厂，其他所谓工业就是作坊（铁匠炉、木匠铺、酱油坊等），城里的商品意识比农村进步得多，买东西方便，但都得花钱，买菜花钱，买成担的水花钱，喝豆腐脑、吃油条、买切糕，看洋片得花钱，另还有门户费、人口税、清扫保洁费等。没有进项的人家在城里是住不下去的。
城里普通居民的生活不比农民强多少，大部分人没有固定收入，或者做点小买卖，或者有点手艺，或者有点文化，或者侍候什么官宦大户，或者一无所有乞讨为生。而迁进城来，混好了也只是吃穿不愁。我家所以迁来县城，因为父亲住“买卖家”，有固定收入，所以生活并不困难。扶余县是个老城，有近200年历史，原来是满族进关以前屯兵的场所，现在的东南营、西南营就是当时驻军的代号，满清进关以后老弱残兵留下来，凭借军队所筑城池设立了都统衙门，此后关内流民逐渐增加，善制小吃的回族从西北和辽南迁来，土著蒙族由于土地大量开发，失去了围猎和游收的场地优势，进城来卖力气，还有一些朝鲜族也从长白山一带沿松花江顺流而下驻足于此，扶余形成了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城镇。因为没有矿产资源和与大城市之间交通闭塞，所以发展特别缓慢，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发现地层下有石油，这才改变了单一农业经济的结构。
扶余的教育在距今100年前就比较发达，私办学塾多，官办学校有高等和义塾。我进城入学时就有“国民高等：师道（本科，特修科），女子国高，北门外优级校和满蒙优级校，还有农业专修、商业补习等，小学有10几座，出名的县一校、山佐校、县九校等，那时的教育制度是日本人制订的：小学四年、优级二年，国高四年，大学四年。小学和优级只设三门主课，即汉语、日语，算术，优级毕业可列为知识分子，具有投考县以下机关职员、教师或翻译的资格。我从1940年入小学（县一校）到东北光复念到优级二年，没等考“国高”学校就解散了。
1945年夏天多雨，我们优级即将毕业的学生为迎接“国高”的入学考试都集中住到学校，吃生了虫子的米和有蛆的酱，虽是盛夏却没有菜吃，机械的背诵和反复的演算早已把伙食的好坏置之脑外。我记得28天内背熟了18篇古文，演算的草纸摞起来一尺多高。我的强项是汉语（当时叫满语）和日语，算术费点劲，及格没问题。乡下的消息不灵通，直到8月16号才从县城传来消息说日本投降了，伪满倒台了、祖国光复了。教师和公职人员脱去协和服（伪满时兴的一种制服），换上中山装、学生装，士绅们穿出了长袍马褂，一时间各机关挂出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和犬牙式的国民党旗，各种人物都表现出兴高采烈状态，以示没有忘记祖国。听说县里日本人跑了，各机关被百姓哄抢，街上出现了“欢迎蒋委员长和国军”及迎接朱毛红军的标语，各地交通中断，车辆停驶，各官办机构全停止运转，教师无人发薪自动解散，学生也只好各自回家。半月后闹哄的街面上既没迎来蒋委员长，也没迎来朱毛红军，倒是三五成群的小股土匪乘机而起，打家劫舍扰乱治安。地方上的财主和绅士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勾结手里还掌握武器的伪警备队、警察和官吏组织地方治安维持会。这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地下人员秘密地开展活动，宣传群众，扩大组织，在极度混乱中，国民党利用人们头脑中的“正统”观念占了先机，在县城公开设立党部，组织集体入党仪式，培训三青团骨干并将势力渗透到县大队（既维持会的武装）。老百姓欢呼一阵子也渐渐冷下来，既没见到祖国，也没从光复中获得什么好处，该种地还得种地，该干活还得干活，机关解体，学校解散，工商业萧条，在外边的人纷纷回家里等时机。我们家庭中有父亲、两位叔叔、堂兄和我就是这种情形，我们呆在家里无所事事，每天聚在祖父居住的炕上分析形势，寻求出路。我的叔叔、堂兄大我六、七岁，也就20刚出头，光复前结的婚。爷爷劝他们说都已娶妻生子，在家好好种地比啥不强？这乱把地年头出去还能找好？但这只是建议并非强制，所以他们还在继续议论寻找前程的问题。
到了阳历11月，天空飘下雪花，庄稼人开始打场的时候，从县城传来消息，八路军从西边过来了，人不多；全是马队，在城里设立了“城防司令部”，司令姓程，和先于他们来到的苏联红军共同维护地方治安，原来的维持会和县大队均被解散。这时人们才算见到了穿二尺半大棉被，扛着破枪的“朱毛红军”，时隔不久大批老八路从山东开赴东北，在西满着手建设根据地。
村子里很平静，政治上处于三不管时期，农民很自由。父亲时常进城里去，和过去工作过的商号联系，有时也跟原来的同事在市场上倒卖些布衣和服装，但是都不挣钱。我也时常跟父亲去住在“天发益”柜上，帮忙干点零活。县城里除城防司令部以外，没驻兵，大批部队都在农村，特别是沿第二松花江一带，当时指挥东北几十万大军的林彪就住在城东两家子。部队的运动频率很高，差不多每天都能见着部队调防，一过就是几个钟头。部队除了号房子（借住）派粮草以外和地方没什么接触，和老乡们处得非常好，住到谁家都帮助担水，扫院子，老百姓压根没见过这么好的兵。有些年轻人和大兵交上了朋友，有的干脆跟着部队走了。
年轻人很快同这些叫共产党八路军的人和得来，并从他们口中知道共产党的总部在延安领袖叫毛泽东，主张平分土地，耕者有其田，贫富平等，建立自由平等国家，我们村里也住过兵，但都是战斗部队，不会宣传。
1946年，我已经进入15岁，没处念书，也没有什么手艺好学，只能跟着父亲、叔叔在家中干点零活，夏锄时，给大户人家打短工，干半拉子活。由于从小没有受到这个训练，各方面都不适应，人累得不像样，活还没干好，到了秋末父亲说这时局一时半会，不能一定，书是没处念了，这样吧我托人给西荒王濂老中医说说收你个徒弟吧。庄稼上场的时候我背着行李来到属于朝阳区的陈家荒屯。王濂已是年近七十的老人，医术很好名望很高，但每天除了看几个病人之外，已是没什么精力教徒弟了，我从认药开始照方抓药跟师傅出诊，在家干零活，抽出空来背药书（药性赋、汤头、四百味）前后大约五个月三本书背下来了但无人讲解不解其意。1946年整个冬季就是在药匣子、药书和家务杂活中消耗掉了。由于社会变化很大，八路军已经占稳脚，并着手建立地方政权，从老解放区派来的土改工作队已着手筹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了。外面的形势对我有很大的诱惑力，尤其是和我相差无几的小青年腰里别着短枪，气宇轩昂地站在台阶上讲话，和那句句入耳的道理听起来非常亲切，开始不安心于抓药背书的单调生活了，向往着走进革命队伍。这时我前面提到过的我族中的叔叔和哥哥，已经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对我产生过一定影响，但起决定性影响的是我的表弟（我姑姑的儿子）他半年前进了扶余中学，在学校秘密入了党，思想很激进，他坚决要我弃医从学从军或从政，并由他说服了父亲同意我去中学读书，我上中学是1947年的6月份，插入二年级，其实这都没什么意义，因为这时学校基本不上课，每天搞运动，有时参加社会斗争，有时在学校批斗伪满或者给国民党干过事的老师。激进的革命主张到处通行无阻，怎么干都不会过头。
根据地的农村开始建设政权，当然都是委派制，区一级（乡）有一两个关内的北上的干部，大部分是苏北、鲁南或晋西北的知识青年，他们担任区委书记区长，副区长则由地方上的士绅，开明地主或有知识有威望的人担任，村一级就是苦大仇深敢冲敢打的贫雇农掌权，土改的前奏是减租减息和被雇佣者分青苗即从地主手中要回一部分利益让农民看到现实的好处，以积极参加土改。
我的家庭已经完全破落，一家人（包括叔叔婶婶）缩居在西厢房的两间北屋里，房后的烟火地不足两垧了，母亲的陪送早被爷爷吸了两年鸦片变卖一空。不会农活的父亲侍弄这一垧多地手忙脚乱，到秋也仅够一家人口粮，基本没有出卖的商品粮，所以也没钱花，这就是典型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
我在县城念书，开始时住在父亲原来工作的“柜上”，不久学校办了伙食，就迁到学校食宿，每天上两三节课，然后就开大会，多数时间是由关内北上的干部讲“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人民公敌蒋介石”，也有不少时间开斗争会，斗争方式全是武斗，捧子打，鞭子抽，拳打脚踢，对象除了有历史问题的老师之外，还有出身不好，说怪话，往学校藏家里浮财的学生。
到了秋季，大的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人民解放战争由防御转为进攻，国民党军队被赶到长春以南再也无力北上了，而解放军大部队则从东满、南满、西满全面展开对国民党军的分割包围，胜利一个接着一个，松花江以北的广大地区成了巩固的根据地。人民群众支持战争的热情非常高，年轻人参军参战成为时尚主流，学校里已经随着独立四师走了一批学生，我的表弟也准备下批奔赴战场。学生参军的热潮传到我家乡，祖父坐不住了，唯恐我这个独生子（那时二弟还没出生）参军，一次次捎信叫我回来，最后还是父亲进城把我领了回来，爷爷的态度很坚定，不准去当兵，你要去，我就一头撞死。对于从小爱我娇我宠我惯我的爷爷，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我是这一年（1947年）春天结的婚，妻子原是同学，但是没谈过恋爱，一次都没接触过，更没有对话，完全凭父母的一厢情愿和刘家表伯往返奔波，并由父母作主撮合而成。那时年纪很小，不懂得婚姻对人生意味着什么？不懂得爱情和责任，但是没有反感，因为原来的印象就不错的。
农村的土地改革开始了划阶级定成分，以村为单位土地平分，车马平分，地主从大院子里搬出来，另找房住。罪大恶极的恶霸和有民愤的地主，特务和日伪时期欺压人民的官吏，有的被群众自发打死，有的处决。但是由于运动发展不平衡，有的地方该斗的没斗，该分的没分，所以进入冬季又开展了“扫荡斗争”。这一次是很彻底的，地主被扫地出门，连吃饭的锅碗瓢盆都没留下，浮财彻底的被没收。
我的家庭划定贫农成份，父亲在农会帮助分地亩和财物，牵回一匹马，分回一垧多地，还为爷爷分了件皮袍。现在想起来我家这个“贫农”多亏父亲的好人缘，否则认真算算前几年的帐，事情是很难说的。我的岳父家可就惨了，腊月被赶到空屋子里，靠麦秸取温，不满周岁的小弟弟勉强生存下来。
暴风骤雨式的农民革命运动彻底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没有雇工，只有合作，没有借贷，只有救济，人和人之间生活上经济上完全平等（地主富农除外），一个新的社会雏形建立起来，农民欢天喜地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耕种，这是几千年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1947年决定了中国的前途命运，东北战场和西北战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军队龟缩到华东和西南互相不连接的独立地区，虽然仍在垂死挣扎，但已经无济于事了。到了1948年三大战役（辽沈、平津、淮海）炮声一响，就等于宣告国民党在大陆的彻底灭亡。第二年（1947-1948）也是多灾之年，47年夏天扶余县城发生“霍乱”，秋冬发生鼠疫，死亡人数以万计，我们被隔离在学校，出不来也进不去，到了冬天还穿单衣，伙食上没油没菜，只啃高梁米，一直到春节才解除隔离。
中学的学生有的参军，有的进了工作队，剩下大约一半人，这些人大都有点情况，不是思想落后，就是家庭扯腿，但毕竟是经过共产党学校培养过的工农子弟，要为他们寻求“不危险”的出路，当时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尤其是东北，经过土地改革以后，农民参军参战、保家卫国热情高涨，要人出人，要粮出粮，战争推向辽南地区，松花江两岸成了大后方。由于部队的兵员十分充足，知识青年就可以在地方上搞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了。扶余中学为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举办“地干班”，一部分学生转过来，也从社会招收了一些，目的就是培养地方干部，没有固定的专业目标。开学后考虑曾是疫区，防疫干部缺乏，所以一部分就学了防疫，另一部分则为恢复农村教育培养师资，即师范班，我被编入这个班，校址在县城北25里的伯都讷，方式是半工半读，自己种地、打柴。8个月后毕业，基本都分到城乡小学校。那时的教师不领薪水，也不吃“供给”，而是当地有粮给粮，有柴给柴，什么都没有的由村中“代耕”（即农民出工帮助种地）。
师范班过的战时生活，自己开荒种地，打柴做饭，集中食宿。生活很艰苦，但由于是新社会，打烂了一切旧规矩，也是很有趣。年轻一代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语言服饰、人际交往都在激烈改变着，一切都以革命的名义，人的称呼加上同志字样，男人不留长发，女人不穿艳色服装，婚丧嫁娶不准大操办，请客送礼被禁绝，取消了娼妓和烟馆，婚外男女关系为国法和党纪所不容，个人对组织不能谈个人兴趣和爱好，只能讲服从，为人民服务是各行各业最高宗旨。
1948年秋天，我从师范班毕业被分配到四马架区中心校，转过年被派到苏家村当校长，不久在公开建党中入了党，当年村里给两石苞米（一千市斤）一车秫秸，挣回粮食爷爷非常高兴。
由于年轻思想单纯，既无历史包袱，也无经济负担，完全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成为新社会的骨干，更为幸运的是1951年春天从乡村小学直接奉调县政府文教科，这是改变一生命运的重要转折，此后在不到三年时间内由教育行政而政府人事和党委组织部门，进城五年被委派为扶余镇镇长，进入正式官员行列。
我被调进县城，不到一年，父亲就把妻子和不到两岁的女儿给我送来了，帮助找了房，安了家，从此与生我养我的父母就成了两家人，虽然感情、经济上来往不断，但经常是身隔两地各过各的日子了。
50年代虽然有抗美援朝战争和“三反”、“五反”、“镇反”等运动，作为普通百姓日子是很宽松的，社会安定，生活自由，经济水平逐年提高，国家建设气象一新，也正是由于“自由”，人口生育没人控制，空前的发展起来，我们家族中20岁到40岁的男女大约20人，差不多每人都是五、六个孩子。我家姐弟7人，我有6个儿女，到了60年代国家受灾，经济困难，物资短缺，收入减少或贬值，生活遇到了极大麻烦，吃饱饭是最大满足。孩子经常处于半饥半饱状态；成人营养不良，肝炎、浮肿比比皆是，我的年幼的弟妹和儿子都是在这种情形下度过他们的童年。
建国以后经济恢复和建设比较顺利，人民群众热情空前高涨，特别是农民几乎只经过一个冬季就全部建立了高级农业合作社，1958年毛泽东一句“人民公社好”的话，全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普遍建立了一乡一社的人民公社，在大肆宣传集体化优越性的同时，有些人投上级所好，浮夸虚报，你说水稻亩产万斤，他说玉米亩产二万，这里说一只母猪一年繁殖百个崽，那里说母牛全生双胞胎，胆大敢说谎的干部被重用，全国效仿，在谎言的掩盖下，领导层头脑发热，各项工作都提出高指标，甚至竟提出“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冷静下来以后发现这些数字全不着实际，不仅没有丰收，农民口粮不足，国家粮库空虚，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党中央号召反对“五风”（平调风、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连续开大会要求党员讲真话纠正偏差。古语说：“位卑未敢忘忧国”，不少党员干部纷纷反映实情，提出建议，我在当时也是其中的一个，以在农村工作中所见所闻以调查报告的形势反映情况，批评某些领导人的弄虚作假、官僚主义作风等等，这些当时都受到肯定，但事隔半年形势陡转，中央在庐山开了一个会，由反左变成反右，以前所谓实事求事的东西变成右倾，我也因此受到批判，降职到偏僻地区，虽然还当着什么“长”，但也只有接受改造的份儿了。一到农村又是五年，这时正是三十岁出头，也正是干事业出成绩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奋发进取最有希望的时候，却在催种催收的日日夜夜中度过了。我出身农家，对农民有感情，身心流淌着庄稼人的血，愿意同农民相处，但那时的工作方法和作风，是按照上边的指示，不管适合不适合，都强迫农民照着干，谁强迫得凶，谁就是听党的话的好干部，显然我的思想感情和性格作风是当不了这种“好干部”的。事情的转机是1965年的“四清”（也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深入基层考察领导干部，农民群众对我颇有好评，当年又恢复原职。我因长期营养不良，工作劳累，肝炎复发，组织上准调县里另行分配。70年代初全国的情况没有好转，在极左思想的统治下，国民经济有退无进，但是家庭有了一些变化，我的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和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参加了工作或参军，虽然他们的收入还不能给家庭以更大帮助，但至少可以减轻家庭对他们的负担，日子稍稍有些好转。所为好转并非改善，只是可以吃饱饭，每年做件新衣而已。若说添置，除人口以外，唯一的一件事是在县城盖了两间土房，这是从我记事起全家最大的一次“添置”。其实这次添置是逼出来的，1966年我被下放“锻炼”五年后调回县里，不久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住房成了问题，私人房产经过改造完全充公，而公房已被占满，况文革开始后根本无人管理，八口之家何处安身。多亏一些朋友帮忙，在无资金、无场地、无材料的情况下，七拼八凑，大家协助盖起两间平房，这是1968年春天的事，后来经过逐年修缮，这两间房还算不错，反正那时大家都穷，也就见怪不怪了。
不久，父母从农村迁来，又在江边盖了两间土房，从此家庭和弟妹的前途有了转机。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还在天天讲阶级斗争，斗来斗去连包米面都吃不饱，国家和个人日趋贫困。事情到了一定的极端，必然向相反方向转化，这就是物极必反。1976年开国领袖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7月份华北大城市唐山遭受强烈地震，死亡数十万人，中央内部逮捕了以
现代化需要知识和技术，我及弟妹子女大都没机会学有所长，所以在新形势面前也只能望洋兴叹，见人家早年的大学生、专业人员飞黄腾达，而自己及弟妹子女都在原地谋一职业而定终身，这不能怨他们，也不是他们不聪明，时也、运也、命也！既然不能出人头地，三个弟弟和三个儿子在70年代末全部结婚成家，甘心做平常人过平常日子。好在二弟夫妇在县里谋得了中层职务，且有很好的人缘和办事能力，家人亲属很多事情都依赖他们。
我从1976年调白城地委，后到省出版局，家里的事情很少过问，除了每年回来过节之外，平常没有时间回来。1986年9月我正在吉林市出差，二弟德成电话通知父亲生病住进医院，病情待查。父亲一生很少生病，特别是没患过大病，既然入了医院肯定病情不轻，我急忙赶回来，了解到父亲因吃煮包米胃肠不适，消化不良，因二妹在医院又是医生，想尽办法诊断治疗，但效果不佳，父亲预感到病情严重，要求出院回家并对后事做了安排，其实他最担心的是两个小弟弟的生活能力问题，以各种比喻期望我们尽力帮助。
父亲这一生大部分是在奔波劳苦、忧虑、贫困中度过，祖父在他刚刚成人便失去劳动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不仅没有帮上他多少忙，而且由于疾病与性情躁烈，还给他增加不少负担，我虽为长子，因结婚早、刚刚成年便参加工作离家而去，因此也没有帮上他多少忙，特别是后来弟弟妹妹连续出生，生活日益困难，一向乐观的父亲也难展愁眉，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十几年，到七十年代后期才稍有好转。
父亲同我们家族中上两代人的命运相差不多，出生在封建王朝的后期，成长在兵荒马乱的民国，社会环境十分混乱，能保全性命已是万幸，不敢奢望出人头地。当然自古以来乱世出英雄的事例不少，但我们世世代代是没有“宁可舍却性命，也要争个前途”的家庭血统，都是安分守已，不敢超越雷池的良民，因此一代代没有大“出息”。
我的三个儿子都出生在五十年代，刚刚接受中等教育就遇到史无前例、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整个前途丧送在政治混乱中，好在都没有走入歧途，保持平常和平安。
小女儿机遇稍好，她在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时入小学，那时中国教育仍处于混乱中，由于她坚强的上进心和自强的韧性，不管什么情况发生都埋头读书，直到大学毕业，读了硕士、博士研究生，仍在奋发进取。如果说30年代父亲的读书、经商影响和带出一批家族子弟，使张家世代务农传统有所改变，我在50年代进了城，使家庭和家族的一部分人离开农村，改变了人生命运的话，我的小女儿是我们家族第一个走在时代前列、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为祖国兴旺发达做出贡献的人。相信她已经和必将带动家族中后辈攀登高峰。现在我的一个侄儿一个孙子和二个外甥都已进大学，他们将拥有更加辉煌灿烂的前程。
进入80年代，我的第三代出生，五年时间有了三个孙子一个孙女，后继有人当然高兴，但也说明晚辈的成长使我们变老了。年过70，体力精力急剧下降，而且身体经常有不适的感觉。这可能就是年老抵抗力弱的原因。
1991年满60岁，按国家规定退休，因为是建国前参加工作，所以享受离休待遇。
我所经历的时代前50年是战争加政治运动的时代，社会激烈震荡，没有稳定感和安全感。而这种震荡的结果似乎也不可想象。建国以后有两件事对社会的发展进步影响很大，一是1958年推行国民经济大跃进以来，经济上比例失调和过早实现集体化使国家遭受极大损失。二是1957年“反右派”以来重提阶级斗争并不适当把它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以致后来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文化大革命。其实从国际环境看，50年代末到六七十年代世界形势相对和平稳定，各个国家都在充分利用这种难得的机会，抓紧发展经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经济稳定上升，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意、日）也充分利用这个空间发展自己，十几年间恢复和超过战前的经济水平。原来一个贫穷的南朝鲜（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突飞猛进，成为亚洲“四小龙”，中国这时正在自己“家里”斗来斗去，在一片反帝反修的浪潮中过着一年比一年贫穷的日子。到了建国30周年的时候，老一代领导人谢世，政策和路线彻底发生变化，即果断地终止阶级斗争，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追赶世界先进国家，这是一次了不起的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创性的改变，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救了中国，西方列强不敢轻视中国，而在革命胜利以后不大力搞建设、增强国力、改善人民生活，却高估想象中敌人的能量，因此力气和智慧用错了地方，尽管广大党员干部忠心耿耿，积极卖力，得到的却不是国富民强，而是贫困和愚昧。
近20年，即80年代开始的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利用一切条件搞活经济，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人们认识了世界，也看清了自己，仅仅20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从居民的饭桌上、穿着上、住房上、交通上和大街上鳞次栉比的高楼都可以反映出来。这些年来取得的经验太宝贵了，教训太深刻了，当然这许多事情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所能左右得了的，记载下来也算一种经历吧。
70年事情书不尽言，仅此而已。
责编：张英林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