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前两天和二弟相约返乡祭祖。他借了一台捷达轿车，早早从松原市启程。

　　我的故乡比较偏僻，距城市直线距离70华里，七拐八绕有90华里，因为故乡至今还未修柏油路。

　　四月初的北方乍暖还寒，冰雪消融，大地解冻，杨柳含苞，向阳坡的小草已从荒草缝隙中拱出地面，春天已临近，但昼夜温差很大，时有雨雪天气，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衣，冒着虽不凛洌却仍然刺骨的寒风掀开了一年农事活动的序幕——备耕。

　　汽车奔驰在如镜的公路上，我的思绪回到五六十年前，那时的公路叫“县道”，车辙印很深，凹凸不平，没有公共汽车和胶轮车，自行车也见不到几个，唯一的载物交通工具是农用大铁车，我在十几岁随祖父进城就是乘的这种车，走起来咣咣噹噹，比步行还慢。

　　农民进城的机会极少，一来农活忙，二来城里无亲友，又不需要购买日用品，所以村里的前代人有的六七十岁没进过县城，更甭说看火车，坐汽车，上饭馆，住旅店了。农民一年见不到钱也不花钱，不少日常用品如布匹、针线、火柴、煤油、盘碗、胭脂都是以自产的粮食、柴草、鸡蛋、马鬃马尾和猪羊皮毛等以物易物方式从走村串乡小贩手中换得。

　　大车进城都是冬季卖粮或卖柴草，头晚上“三星打横”（约晚10点钟）套车出发，东方发白停车，打间，马喂三货草，人吃一炖饭。重车跑不起来，马呼着热气艰难地一步步前进。车上的人走不出几里就冻得坐不住，下车跟着小跑，暖和了再上车坐会儿，就这样不知折腾多少遍，太阳一出看见每个人的眼睛、眉毛、胡子全是白的。东南晌的时候进了县城，首先要经过“卡子门”盘查，确认无异才开票放行。照理说人马走了一夜，进了车店，老板子该吃点热乎乎的饭菜，可是不成，东家只给五角钱盘缠，能买20根麻花或烧饼，或二斤半切糕或十个白面馒头，任选其一，坐在大车店里一边喂马一边吃，吃饭了还得往回赶。除非粮草卖了好价钱。主人高兴，可以进饭馆吃喝一炖。

　　我也坐过汽车，那是日本人统治时期，从军队弄来两台淘汰的载重车，没汽油，烧木头拌子，走走停停，乘客下车走到前边等着修理，弄得人心烦意乱。

　　光复前后我用得最多的是自行车，那是父亲花不少钱买的旧物，常坏常修，我参加工作以后曾经一日跑过三个往返，那是为给爷爷买药，这台破车有时也和父亲共用，轮换着骑，即一个人在前边走，后边人骑车赶上并超过一段距离把车放在路边，继续步行，后边的人拾起再超过前边的人放下……其实就是骑一半走一半，倒是节省点脚力。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仍没有正规的公共汽车，从家到县城要走八里路甸子到指定的站点等车，能否等来，能否挤得上，那就要看运气了。我还步行走过，大概需要八九个小时。脚上起泡不算，饥肠辘辘令人难忍。现在好了，小公共到处是，可以到家门口接送、花几元钱谁也不在乎。

　　汽车转个弯下了柏油路，看见故乡的树梢儿了。我的思绪也随着家乡的临近，心里浮现出它的风貌和故人。

　　这个村子不大，规划整齐，东西两个大门洞，双扇、三米高五米宽的铁钉黑漆木门，夜里上锁，荒乱年月有专人司更，四周是两丈有余的高墙，四个角上设双层跑台，墙外有丈余深的壕沟和密密匝匝的榆树林。村内一条正路，路北是住宅院套，又有高墙和炮台，路南是场院，村子四周长宽各在300米左右，基本是正方形，远远看去就知道这是大法窝堡，因为它保持自己古老而庄严的特点，现在不行了，高墙倒了，大门洞拆除了，大户人家宽阔的院落和敞亮的场院变成了宅基。差不多一样的矮门小院，差不多一样的种地人。

　　小村历史悠久，开发的首户姓陈名大法，大约在250年前（1750年左右）在此结草为庐，垦荒耕种。张氏祖先大约在200年前迁此并在20年内发达起来，陈氏逐渐衰落。张氏繁荣了50年，因为分家和时局动荡也逐渐破落，此后村中无大户。那时能够发展起来的大户主要标志是劳动力，周围到处是荒地，人强马壮就可以多开一些。也有心计精明的人以低价从被满族挤走的蒙古人以及进关的满州贵族手中买进土地。我们张氏据说就是这种情形，闯关东时我的曾祖弟兄五人都是正当年的强壮劳力，三曾祖善于交际，和满蒙上层有交情，从他们手中以很便宜的价格买进上百垧熟地，所以很快发达起来。

　　东北解放时全村40多户，300口人，基本上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本本分分的庄稼人，五行八作也不缺，山行庄，货郎担，麻花铺，铁匠炉、响器班、木瓦匠；有会局、牌九局，巫婆神汉，保媒拉扦和接生婆，有买卖家掌柜的，教书先生和给官家跑腿的。就是缺少念大书、做大官儿和粮户财主。

　　村里多年形成一种习惯，差不多每个男人或按其生理特点，或针对个性、行为特征都有绰号，不分大人小孩男女老少都不称名。许多绰号虽然尖刻但无恶意，如滑奸子，大少爷，弯腰子，七蔫子、扬脸子、大脚丫，小脑瓜，大先生，二明白，母熊，二扁头大壳（牌九局的术语）犟眼子还有王老五、李老八、闫老疙瘩等。我的家庭堂伯堂叔也都有号，如五斜楞，六麻子、大八河、货郎子、大鼻子、大倔子“干事的”（职工之类），我父亲叫“二掌柜的”，我就叫“学生”，因为全村只我一个是正规念书的。有的人根本没名，户口本上就是“王打头”，“李老板”“里城刘”变成“刘礼城”。现在闭上眼睛一想这些人就活生生的在眼前晃动。

　　村里也出过精英。从村庄布局、道路规划、大院套设计，可以看出从清嘉庆年以后是出过大手笔的，可惜无人记载，随着历史消逝了。近代出现的如拥有大量土地且经营得法的蒙古人包某（绰号大荒片），闯关东的好汉、拥有四处地窝棚的聚财理家高手张三郎（选礼），清光绪年间为县丞金大人办文案的刀笔吏张殿英，不畏强暴敢怒敢骂又善于助人的张七爷（殿忠），胆气逼人诡计多端的陈四爷，以儒家思想熏陶全村的董大先生和私塾先生郭忠之，开辟商品意识的二掌柜（张占玉），以物易物善于变通的鱼贩张占廷，以及解放后参军参战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当然更多的是精于计算，巧妙安排，会编会拧的庄稼能人。

　　汽车绕村而过直奔茔地。我们张家在这儿至少住过七代，现在还有七、八户同辈和晚辈，因此先人坟墓都在这里。大约200年前在村子北面约二里许的一道岗坡下有一块占地一垧多的坟地，四周叠起一米高“土龙”，里外都是枝杈繁多的老榆树。农业合作化以后平为耕地，先辈尸骨由后人捡出，或深葬或迁移别处。我们这一枝（曾祖到父亲）在原地稍北一点的漫坡上以砖混建筑材料深葬并立碑为记。我们还是沿袭千年来的祭祀方式摆供品，洒酒焚香，烧纸钱，同时报告儿孙的生存状况，谁上了大学，谁干了什么专业，谁结婚生子，谁迁入新居等等。站在先辈墓地向四周暸望，十分开阔，后倚土山前临良田，左右有纵横茂盛的防风林带，前后左右村庄错落相连，冻土开化的氤氲之气从地表缕缕升起，象是一层轻雾笼罩。所有的景物似有似无，缥纱而遥远，更增加了庄重神秘的气氛。我不懂地舆学，也不知道阴阳八卦，但直觉告诉我这是一块可“藏龙卧虎”的风水宝地。

　　有些先辈留下坟头，迁到村南的甸子边上，我也去祭奠一番，这里地势平坦视野开阔，是很好的长眠之所在。

　　有两位本家族弟住在村里，我们每回来都去看一看。汽车刚停进院里侄儿们便悄悄地去集市买肉买菜，不一会儿丰盛的酒宴摆上来，村中老亲和乡邻陆续赶来探望，大家在炕上地下围桌而坐，“把酒话桑麻”，谈起村内的兴衰变化、人物命运不免唏嘘感叹。年纪大点的人说从满州国到解放后顶属现在好啊，庄稼人不缺吃不少穿自由自在，只要不偷不抢什么都不怕。有些老人说村中都以你们在外面工作为光荣，在外村人面前可以扬起脸走路。大家抢着讲过去的故事，气氛之热烈，心地之坦诚，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故乡还很落后和贫穷，环境似乎没有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似乎也没有大改变，春天的风沙，夏天的泥泞，秋天的劳累，冬天的严寒。座座相连的铁门小院多数仍是土房，门前是柴垛和粪堆，院里拴着马停着车，鸡鸣犬吠，出来进去的人仍然是灰头土脸，穿着陈旧。虽然告别了玉米面、小米饭，吃食仍很单调，多半是越冬的土豆和白菜萝卜，全村没有一个薄膜大棚，吃青菜要到集上买，庄稼人哪有那份闲钱哪。乡亲们觉得很知足，说这比过去强多了，那是他们还不认识外面的世界，对现代市场、商品处于朦胧状态，几千年封建的自劳自食的小农状态充斥家家户户。和我同代的老人现在仍固执地认为，种地是天下最保险的行业、守家在地平安稳妥，年有丰欠旱涝但无绝收。他们不羡慕城里人的现代化生活，不屑于商业角逐和商场上的明争暗斗，庄稼人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我问起儿童的教育状况，回答未出我所料，上小学要走二里路到邻村，上中学要走八里路到乡所在地，上高中更难，如果考得上要到县城住宿，就目前的基础教育和农民的经济收入看，走到这一步很难。因此多年出不了一个大学生，能考上中专就要杀猪摆宴大会宾朋，全村庆贺。和过去不同的是青壮年都有一点文化，大体相当初中水平，可惜这点文化不仅没有深造机会，却逐渐被封闭的环境和一代复一代的根深蒂固的前人经验冲淡了，同化了。我问两个后生为何不好好念书？他们说好好念书也考不上，因为教的不行。做大官发大财谁不想？那是可望不可及，况且家庭也没有能力投入。

　　青年妇女也大都有点文化，由于没有出路，廿一、二岁就嫁了人。多数谈不上什么恋爱，还是经媒人介绍，谈财礼，迎娶进门，以后就是围着家庭转，生孩子、做饭、回娘家。比过去强的是生孩子少了，缝缝补补，纳鞋底，拆棉衣的活儿也少了，打扮自己的时间多了，每人都有几件出门穿的新衣服，但是平时花钱却很窘迫，因为没有经济来源。

　　尽管故乡还很贫穷落后，我还是怀着朝圣般的心情膜拜它，崇敬它。这一方土地养育了我，给我留下了无限的怀念和记忆。

　　半个世纪以来我没回来过几趟。其实我也不能算一个完整的家乡人，二十岁离家以前，在外读书七年，小时候躲土匪搬外地三年，住姥家两年，加起来在故乡居住不过七、八年。退休以前恋乡情结并不太浓重，对没有机会回来，并不十分遗憾，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思乡情绪日益强烈。老一代人当年的身影，像电影似的，一幕幕在眼前掠过。人情风俗的朴实，春种秋收的忙碌，丰收的快乐，过年的喜庆，迎亲的热闹；大沙坑、南场院、头节地、谷草垛掩藏着青年男女的浪漫故事；憨实的老邓、吴宽，精明而工于心计的刘三爷，厚道的李儒才，王打头，斯文的董大先生、高声大嗓的“大八河”都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重现。

　　古老的农村不是逢年过节没什么娱乐，大家都忙活地里的活计，农闲时节喝酒看牌是难得的消遣方式，还有跳大神和出会。跳大神是农村一景，冬天寒风凛洌的晚上，发黄的窗纸透出昏暗的灯光，南北炕坐满了人，香火缭绕鬼影幢幢，巫婆神汉身穿彩衣，腰系响铃，手擎皮鼓边舞边唱，唱词都是熟套，“高梁地里插黄蒿，影影绰老仙来到了”，“房屋小柱脚多，拐外抺角别碰着”，请神附体后装疯卖傻地念念有词，病主赶紧上前点烟敬酒道谢，烟抽了酒喝了神走了，神汉气喘吁吁地问老仙家说了什么？虽是一场骗局，不少人深信不疑。

　　“出会”最热闹，设37个名堂，每天由会首决定一个，押中者三十倍的回报，人们像买彩票似的撞运气，特别是妇女更为热衷。光复那年冬天我曾跑过“封”，就是到各家去写“会”，然后密封起来连同“会”金（压会底本）当众交会局，出会的刹那，会首像临阵的将军察言观色指东说西，最后红印一盖就算定坨。交会局的“封”为“白封”跑封人从会局抽百分之五的利，押中者为“红封”，从押会者手中得百分之十的利。这一冬我弄了不少的零花钱。

　　汽车发动了，天色已晚，我们要告别故乡，乡亲们拥到大路上相送，互道珍重。我深情的凝望着这块土地和朴实厚道的乡亲，心中默默祈祷：祝愿改革步步深入，早些快些引导我的故乡走向富裕。我也怀着十分愧疚的心情想着自己，五十多年了，想过他们多少？为他们做了什么？有谁沾了我的光？就说间接的受惠也须打个问号。一直领导我们奋斗的毛泽东说过，“共产党人以解放天下为已任”，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凭心而论，政治上确实解放了，不然哪有今天的自由，可是经济上文化上还没有解放。乡亲们很满足，他们乐观的说，这不是一年比一年好吗，别为我们发愁，国家这么大谁也不容易呀，总得慢慢来。我知道这既是对犯过错误的执政者的理解和宽谅，也是对现任领导的信任和重托。

　　我已经退休十年，靠养老金过日子，周围的亲属朋友也没有“大款”、“大腕”，想帮助乡亲开发致富的路实在是心有余力不足。

　　汽车驶出了村子，我眼含热泪再一次回望我的先辈曾付出汗水和精力的这个地方，它逐渐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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