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重人间、重俗世的精神，即“俗世人文主义”

　　一些世界文明史家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而中国这个时代的文明，不同于希腊与以色列的“轴心突破”,即所谓是属于“外向超越”型;外向超越即寻求一个现实之上之外更高的存在，来作为真实人生与社会的理想形态;中国古代“突破”所带来的“超越”与希腊和以色列恰恰相反,可以更明确地界说为“内向超越”(inwardtranscendence)，内向超越的另一个表达即不依靠神或上帝的拯救，不依靠另一个更高的理想型来指导现实生活，而就是在日常真实生活之中，来实现人的完善与人生的幸福。这当然是一种人文主义，更强调地说，这正是一种重视世俗人生的人文主义。

　　这里要纠正一个五四新文化以来的误解。顾颉刚闻一多他们，把秦汉的方士求神仙的事情，完全误解了，他们以为中国上古的神仙家，是追求死后成仙的世界(《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神仙考》。其实，我们从《汉书艺文志》可以知道，神仙家关注的完全不是有关死后的世界，而是有关如何好好地活着的各种身心修行实践，是做一个“活神仙”，神仙乃古医学(《汉书艺文志》之《方技略·神仙》汉代医家李柱国校)，神仙学包括诸如服饵、养气、炼丹、导引、按摩等实践(参见王叔岷《列仙传校笺》、王尔敏《秦汉时期神仙学术之形成》)。这个例子表明，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或佛禅，无论是上层还是民间，中国的文化精神是看重现世人的幸福，而不是将幸福寄托于来世。

　　我们今天读几千年前的诗三百，真的可以感觉到它是日常生活的文学，日常生活的事情，平凡而单纯，恋爱、结婚、生子、想家、服苦役的哀伤，父子之情、母子之情、手足之情、夫妇之情、朋友之情，无不应有尽有，唯独没有古希腊神话中的人与神的感情，人生、人性、人情，是《诗经》的灵魂，是中国诗与中国文化的母胎。全幅肯定人的现世性，看重此生此世的幸福，是《诗经》的基调。

　　如果说，西方诗歌与文学的源头是《圣经》，那么，中国文学的源头就是《诗经》。《诗经》的精神气质，就是中国文学的精神气质。

　　记得我还是小的时候，念《诗经》里的“桃之夭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比喻一个女孩子的美丽，跟我一起玩的女孩子，我心里觉得她们，永远是桃花一样地好看。后来我念大学的时候，才知道《诗经》里的《桃夭》这首诗，讲到后面还有桃叶、桃子、开花、茂盛、结果实，比喻女孩子不止是好看，还要结婚、成家，生孩子。回忆当小孩子时的心情，没有那么多事情。一个像桃花一样的女孩子，这就够了。可是有一天我给学生讲课，却一下子懂得了，原来中国文学就是这样一种性格，她咏唱的美好人生，是这样的一种完整真实的人生。如果一个女孩子，只是给人家看着像一朵桃花那样的好看而已，而不会结婚，不能嫁一个好人家，也不生小孩子，那么，是没有什么真实的美，或者说她拥有的是不完美的人生。这就是中国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人间性。所以，我讲《诗经》，要从《王风》的《君子于役》讲起，就是这个人间性的道理。

　　之二，人格尊严与人性高贵

　　从历史上看，秦始皇无疑是有功于华夏统一大业的，他的书同文、车同轨，无疑也是有历史的进步意义的，但是历史向来不是只有一个侧面。在中国文化的谱系里，甚至在一般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秦始皇更多呈现为负面的形象。为什么?道理朴素，因为他反人性。兼并战争是反人性的，周庄王时代，中国已经有一千万人口，秦兼并诸侯，其所杀伤，三分居二，又经十几年暴政，“百姓死没，相踵于路”。修长城也是很伤人道，残酷强迫太多的劳工，死于长城底下的不计其数。孟姜女的故事就是民心的典型。 《尚书》里说“惟人万物之灵”，就是说人是目的，以人为本，没有什么东西更可以高于人性的生命存在，凌驾于人本身之上。这就是中国文化里说的“天地良心”的涵义。

　　所以我们选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诗》(一般选本只选《桃花源记》而未选诗)，李白的《古风》也涉及这个问题，表明李白确有思想，而不是一个成天只知道喝酒的诗仙。陶渊明还有一首诗专门咏荆轲，最末两句说:“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对荆轲的人格，表示了很高的评价。陶渊明之咏荆轲，是反暴秦，是反非人道的社会，是把人道人性看得高于君王之统。而陶之所以要虚构一个桃花源，是反非人道的社会。《桃花源诗》开头两句诗“嬴氏乱天纪，贤人避其乱”，直呼其姓，已经很明白。《桃花源记》中“自云先世避秦时乱”，也已经点出了关键。所以桃源世界，是人性的世界，是高于秦始皇专制社会的另一个世界，所以陶渊明的金刚怒目式，与静穆冲淡的美，在根基的地方，并没有什么矛盾，都是讲人性的自由，人道的庄严与尊贵。

　　李白最崇拜的古人是鲁仲连。为什么，有三大精神美质，是从他那里来的，一个是个性自由精神，一个是功成身退精神，一个是人性精神。功成身退精神，如所周知，鲁仲连帮助赵国解脱了秦国的包围，平原君想封他，他再三辞，平原君又以千金为寿，鲁仲连也决不收，且从此隐身不再出来，在一个充满了纷争与功利的蝇营狗苟的世界，这种谦退的生命风姿，是高贵的诗人李白引为同调的。而个性自由与人性精神，更是李白一生心事所系。

　　李白特别敬重鲁仲连，“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跟陶渊明咏荆轲“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是一样的意思。如果说，“桃源人生”的提出，是中国文化精神藉陶渊明的灵心，所呈现而出的生命形态，那末，“鲁仲连人格”的提出，是李白一生最成熟最深刻的思想。上接孟子浩然之气的大丈夫精神与庄子的游世自由人格，以切己的生命实践，平交王侯，傲睨巢由，仰天大笑，高尊布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在天地间堂堂做一个人，融儒道侠仙为一体。其人性高贵、人格尊严的精神，成为吾国诗歌思想史上的最明亮的星空。

　　之三，广大人间恒有温情与善意

　　相信人性本善，相信广大的人间，人类应有彼此间的温情与善意，这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一个基本信念。

　　西方人总是奇怪，为什么中国的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往往喜欢讲一些天人感应的话，往往用道德与移情的心态，看历史、看天象、看山川河流甚至宇宙，因而缺乏近代意义上纯粹的科学眼光。其实中国人看历史，看自然，看人生，都有一种温情，都有一种善的信念;中国人的道德心情，就是中国老百姓常说的“天地良心”，应该从这个意义上，中国诗歌文学，具有一份决定性的贡献。

　　我们以《诗经》的《君子于役》开篇，这是一首相当简单朴素却又意味深长的诗歌。《诗经》里有不少这样的诗句，简单极了，但它所表达的情感，实在令人难忘，譬如《邶风·北风》，诗人写道:“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这个世界何等的寒冷，何等的阴暗!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你与我携手同行，那么，就一下子充满了温情，于是，这个寒冷的世界就变得容易忍受了。

　　《诗经》里还有一首小诗，我也觉得很温情，《郑风·风雨》:“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写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女子与夫君相见。诗人以眼前那风雨飘摇之中小动物之间一种相互的温情，来作为诗的起兴，真是有无限深微美好的情意。这首诗，常常不止于夫妇之情的解读。

　　白居易有一首小诗，也是写风雨之夜:“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首小诗仿佛是一通诗歌写的邀请函，其中所写的气候，是阴沉沉的天空，灰扑扑的云，快要天黑，快要下雪了，有一种无边的寒意，无边的黑夜，渐渐侵压而来。这个时候特别需要有酒来驱散那心头的寒意，需要有人来排遣夜色的寂寥。最难风雨故人来。因而白居易一千多年前邀请朋友刘十九的声音，一直传响到现在，那一酒一炉的温暖，依然充满了诱惑，带来了永恒的人间美好。

　　中国诗歌与中国文学，有一典型而普遍的现象，即诗人们大多生活在一种漂泊的状况中，战争、征役、求学、宦游，迁徙、贬谪、充军……他们最懂得人生漂泊的况味，而中国诗人的整个环境生态，又是一种农业社会的人情往来、安土重迁、眷恋土地、仁爱敦厚的生态，于是，他们也是最能领略人生中的一种温情，最向往着、希企着人间里的温情与善意。这两方面，相辅相成，正如《滕王阁序》所唱:“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真是无限的悲凉，可是接下来，“沟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一下子就把悲哀化解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不止是白居易与素不相识的琵琶女，所有的中国诗人都是具有同情心的人。孟子说:“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广义上说，一切被遗弃者、被拆散者，孤独者、流浪漂泊者，一切失去了正常人伦关系的人，皆属于“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儒家认为，他们最需要关心，最需要为政者倾注最大的同情给予最切实的帮助。

　　宋代哲学家张载《正蒙》中有一篇《乾称》，说道:“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说出了中国人性思想一以贯之的精神，也是中国诗一以贯之的精神。

　　笔记小说里有一个“田螺姑娘”的故事，一个女孩子天天躲在田螺里，为一个老实勤劳而孤独的年轻人烧饭洗衣，老实的青年有一天终于看到了田螺姑娘，问她为何要来相帮，田螺姑娘回答说:“天遣小女，哀君鳏独。”“哀君鳏独”四字，正是从孟子、从《诗经》里来的，是中国人性体现。所以中国诗人正是人间的“田螺姑娘”，代表着人间恒有的温情与善意。我们从《桃花源诗》这样理想的诗歌中，从《春江花月夜》这样唯美的诗歌中，从《春夜喜雨》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中，都不难发现中国诗的这一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