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长春解放65周年，1948年10月19日，长春成为全国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关于1948年长春解放，四溢在岁月里流逝的不仅有热血沸腾的往事，在国内外、在民间与学界更是流淌着说不尽的话题与故事，甚至还有一些争鸣与探讨。于我们的故乡而言，每每言及至此，年老的、年轻的，土著民、外来户，都会讲讲或者都想、都愿听听那段历史，尽管讲述者所言更多的是碎片式、断层式的历史记忆，但是仍然为说者和听者所津津乐道和不疲于此。这种身边的历史，在今天已然不需要过于浓烈的渲染气氛和涂抹过程，我们要做的就是呈现出那段历史的诸多细节，品味一些细节。

　　记者 张贤达

　　解放长春的三个阶段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的肖劲光同志回忆，1948年初，东北局省委联席会议指出，1948年的任务是解放全东北，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在抗战胜利后就提出“没有东北，就没有华北，没有华北，就没有中国”。可见，硝烟弥漫的东北战场早已埋下了伏笔。

　　肖劲光回忆，中央军委、毛主席曾电示东北局，“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但当时林彪并没有执行中央的这一正确的决策，而准备先打长春，或者围点打援，而后一步一步地向南推进，解放东北。”因此，从1948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为解放长春第一阶段，即初围长春。4月22日，中央军委、毛主席给东北局来电，一方面同意了打长春的意见，一方面也对林彪提出了批评。

　　从1948年5月下旬至6月初，解放长春进入第二阶段，即长春外围战。此阶段，我军的主要成绩是5月24日攻取了大房身机场，切掉了敌军的空中运输线。对此，国民党守长春的最高指挥官郑洞国一直耿耿于怀，在我军解放长春后，郑洞国还问我军高级将领，“你们炸机场是什么意思？”

　　解放长春的第三个阶段是从1948年6月初到10月中下旬，即“久困长围”阶段。6月，东北局下达了打长春“久困长围、政治攻势、经济斗争”的总方针。我军10万人马在6月22日前，进入指定位置，在长春城外方圆25公里的范围内形成了封锁区。最后，迫使国民党六十军起义，新七军投诚，长春和平解放。

　　共产党方面的高级将领

　　长春是国共双方争夺的重要区域，当时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认为，同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把决战的首战选择在东北战场，这就是著名的辽沈战役。解放长春是辽沈战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党选派了大批优秀的军事干部，组建了第一兵团指挥，参加这项工作。第一兵团司令员由肖劲光担任，政委由肖华担任，陈光、陈伯钧任副司令员，唐天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沛然任参谋长，潘朔端任副参谋长。参加围城作战的部队有纵队和独立师两种军事建制，知名将领有李天佑、曹里怀、黄永胜、赖传珠、李作鹏、杨国夫、钟伟、袁升平、熊伯涛等人。在我军首次授衔的时候，肖劲光位列开国十大将军之列，肖华、赖传珠、黄永胜等人是上将，唐天际等人是中将，参加解放长春的将领中还有一些人是少将。

　　非常值得一说的是，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度。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赖传珠，具体领导了我军首次军衔评定工作。他只同意给自己评个中将军衔。后来领导直接干预，才决定给他授予上将军衔。

　　国民党方面也是选调了精兵强将守长春。守长春的最高指挥官是国军第一兵团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郑洞国，第一兵团副司令兼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第一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新七军军长李鸿，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等人统领着10万余人企图固守长春。

　　这其中，郑洞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曾参加东征和北伐。郑洞国是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曾参加过长城古北口战役、平汉路保定会战、台儿庄大捷、徐州会战、昆仑关战役。1943年春，郑洞国参加中国远征军担任新1军军长，参加收复缅北要地密支那攻坚战。曾泽生1922年参军，1925年考入黄埔三期，参加过台儿庄等抗日大战，也远赴越南等地，也是国民党中有名的将领。杨友梅在中央航空学校飞行班、中央防空学校高射炮班、美国弗吉尼亚军官学校、美国陆军炮兵专门学校学习，是有洋墨水的国民党将领。李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获得盟军统帅小罗斯福颁发的银星勋章，有“东方蒙哥马利”的美称。

　　“坚冠全国”的长春防御体系

　　长春作为伪满洲国期间，曾是日本重点设防的城市。国民党在此基础上，大肆构筑城防工事，增修永久性、半永久性的明碉暗堡160多个，形成了要塞式的防御体系。对此，国民党信心满满。郑洞国曾说：“我自信长春城防固若金汤，可以同解放军较量一番了。”国民党中央社大肆宣传造势：“长春城防曾经聘请专家数十名精心设计，搜集世界各国防御工事的资料，动员技工数十万人，使用水泥6万袋，铁板1500余吨，历时13个月才构成‘坚冠全国’的永久性工事。”

　　郑洞国的底气来自哪里？来自于国民党对长春的精心设防。国民党长春守军的主力部队新七军和六十军以今天的人民大街为界，新七军守西半部，六十军守东半部。并且在城内街道及近郊区修筑了许多碉堡、坑道，构筑了非常多的钢筋水泥地堡，并用战壕将其联系起来。城四周设有宽2米、深2米的外壕，壕内有火力点，壕外架设铁丝网等障碍物，使整个长春在日本侵略军遗留工事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现代化防御体系的城市。

　　长春老百姓对国民党的认识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国民党的影响与蒋介石的威望达到顶点。当时蒋介石出现在南京、上海、沈阳等地时，摩肩接踵的欢迎人潮中狂呼着“蒋委员长万岁”。在长春老百姓最初的印象里，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也没有特别深的抵触情绪。当时经历过一些事情后，老百姓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老百姓对国民党认识的变化起源于国民党对日占区的接收。国民党吉林省主席梁华盛为了霸占九台造纸厂和吉林市哈达湾水泥厂，特派两排武装警察，用武力赶走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的接收人员，日夜盗运贩卖制成品。这样的例子在当时数不胜举。老百姓对这些接收大员也做了辛辣的嘲讽，“五子登科”（房子、车子、金子、料子、婊子）、“三迷成风”（财迷、色迷、官迷）、“三洋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就连蒋介石也曾发出过：“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这样的感慨。

　　可以说，蒋家王朝早已埋下了失败的定时炸弹。人类本能的生存需要是民众拥护谁、反对谁的最根本原因。1948年，党驻扎在长春的国民党守军为了固守待援，推行“杀民养军”政策，大肆搜刮民粮，把长春市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因为各种物资进不了城，城内物资严重匮乏，尤其是粮食供应日趋紧张。国民党守军规定，市民只准自留3个月的口粮，余者必须按市价卖给政府，以充军需。否则一经查出，除没收存粮外，还要按军法严惩。为减轻城内粮荒压力，从8月1日起，采取了更加残暴的“逐民出城”政策。凡存粮不足者一律离开长春，不愿意离开者，则采取强制驱逐，甚至用绳捆棒打的方式赶出城。城内国民党军内部还层层派任务、定指标，强迫老百姓出城。比如一个警察要赶出去8个人，一个保长要赶出去3户人家。

　　国民党“杀民养军”政策，导致长春老百姓苦不堪言，无以为生。至长春解放前夕，粮价暴涨，每斤高粱米高达3亿元，而且是有行无市。让人咂舌的是，由于粮价暴涨，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借机囤积粮食，只用极少量的粮食就可以从饥民手中换取大量现钞和真金白银，肆意搜刮民脂民膏、掠夺百姓财富，并通过长春银行，将捞取掠夺的成百亿、上千亿的大量款子，汇往北京、上海等地，大发不义之财。

　　另外，众说纷纭的长春市民饿死的情况，还有一个注脚——据时任国民党长春市长尚传道回忆，国民党市政府和军队系统没有出现饿死人的情况。

　　真是应了当年老百姓口口相传的顺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共产党的救济工作

　　面对国民党在长春城内的“杀民养军”政策，共产党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同国民党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指派我党地工人员发动市民利用地窖、夹壁墙、天棚顶、地板下藏粮；组织严重缺粮、断粮的市民向政府当局抗议，有的甚至冒生命危险去夺取国民党空投给长春守军的粮食。

　　面对那些出城的老百姓，共产党经过短暂的思考后，立即采取了非常必要又非常得力的措施。在时任长春工委宣传部部长马鸿新同志1948年7月20日写的文章——《长春市南郊目前封锁生产救灾中的几个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到党明确提出了“不再饿死一个人”的救急救命的口号。并指出救济原则是首先救命，推动生产。要先救急、后救缓。先救将死，后救不死。先救有病，后救无病。先贫后富。

　　在此基础上，针对难民食宿、救急和遣散事宜，党又做了针对性的部署。并于1948年8月14日发布了《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处理长春外围难民的决定》，为解决好从长春投奔到解放区的老百姓生活问题，专门成立了组织处理难民委员会，在长春、九台、德惠、伊通、双阳、永吉、磐石、舒兰、蛟河、桦甸10个地方接收难民。每个接待站都设有粥锅，终日炊烟不断。

　　综合相关史料的统计，经过我党和军队多方面的努力，解决了至少15万难民的生计问题，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也因此赢得了城内 外老百姓的认可和真心拥护。当时有“城里国民党，像个活阎王。城外共产党，才是红太阳。”这样一首民谣。

　　曾泽生的选择

　　共产党、解放军的“久困长围”方针，使得长春城内的国民党、守军“固守待援”行为，日益窘迫。他们在长春城内大肆搜刮民粮，驱逐百姓出城，砍伐街路树木，拆毁城市建筑修碉堡，长春这座近代化城市遭到了严重破坏。30、7%的房屋被拆毁，33%的输电设备被拉走，70%的供水设备遭破坏，疮痍满目，惨不忍睹。

　　日益紧张的形式，加剧了国民党军中的矛盾。非嫡系部队60军逃出吉林来到长春后，寄人篱下，苦不堪言。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军心动摇。解放军派代表多次秘密会见军长曾泽生，晓以大义，动员起义。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曾回忆说，“当时，摆在六十军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死守长春，结果是城破被歼；二是向沈阳突围，结果是被解放军歼灭在长春到沈阳的路上；三是反蒋起义，参加革命，向人民赎罪，只有这一条才是活路。究竟走哪一条路呢？这是当时整天盘旋在我脑际的问题，也是盘踞在每个人心里的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曾泽生决定率部起义。

　　六十军起义后，新七军孤立无援，被迫向解放军投降。郑洞国见大势已去，决定放下武器，投向人民。1948年10月19日，长春和平解放。

　　第二天，毛泽东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贺电，说：“锦州解放，歼敌十万之后，长春即告解放，曾泽生将军率部起义，郑洞国将军率部投诚，名城光复，秩序井然，人庆更生，欢声雷动。此皆我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前后方工作人员与广大民众协力奋斗的结果”。

　　长春围困战，是我军战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围城战役，是我军采取围困办法、和平解放具有坚固防御体系大城市的第一个成功战例。它的胜利，打破了蒋介石撤退长春、回兵沈阳、全力增援锦州的计划，使我军能够集中全力进行辽西会战，加速了辽沈战役的胜利进程。

　　关于长春，关于1948年，还有非常多的细节珍藏在老百姓的记忆里、档案中，本文所呈现的也仅仅是诸多大的环节中的一些，既不是全貌，更不是断章取义！

　　1948年，长春！长春，1948年！已然在历史上留下了难忘的身影和厚重的笔墨，这是城市的声音，是时代的脉搏，是民族的足迹，是历史的决定！